遇见范家辉：一位跨国企业高管的微积分人生

　　70年代的香港学制是“新中式”――英国统治者在中国学到科举制，不仅引进国内公务员遴选制度，而且用于殖民地管理，以确保年轻人把精力都用于考试升学――小学六年，淘汰80%升入中学；中学是三加二加二，中三升中四，淘汰一批然后文理分科；中五升中六，淘汰90%。最后，大学三年。“我那一代可能是一万个小学生里有一个可以进大学。”
　　“我比较野性，从来是蛮叛逆的，”范家辉说，“我是坐不住的人。”
　　因为不适应既保守又贵族还全英文的天主教中学，有一年多时间，他几乎每天打架、逃学、学会并带领同学赌博，赌“鱼虾蟹”、“利市大小”之类，很快被逐出校门。但同时，年长六岁，品学兼优的姑姑正就读中文大学，她在另一个方向上牵扯他、影响他、平衡他。他遍读姑姑的书，参加问答比赛总拿冠军，常以每日一问、问倒老师为乐。
　　中三到中五，伴随着调皮捣蛋、挑战权威，他蓦然又开一窍：知道不等于懂得，知识不等于智慧。他开始参加学校社团，做学生领袖；用他的话说：“把‘做反’的精力投入到做别的事。”
　　中六，范家辉挑了一所出过好几位“香港小姐”的中学读预科班。进去一张望，也没多少漂亮女孩。一个月后，他离开了，交了一些新朋友，每天喝酒，玩乐，混。
　　此时，父亲的生意已经做到快要上市，而他的个人档案（跟大陆学生类似）也相当可观，里面有斑斑顽劣，有聪颖，有天赋的领袖才能。
　　此时，又一位关键的女性人物出场。她本是父亲的秘书，在“那个生我的人”离开十年后，成为范家辉的妈妈。
　　她的英文是在街头学起的。四五十年前香港店招，一行中文，一行英文，她常坐电车，电车驶过塑胶品店，plastic company，她便收进两个单词……后来，她做到汇丰银行香港总经理的秘书。
　　“家辉啊，家里面的生意不是不给你。第一，给了你，你可不可以承受。第二，生意有顺有逆，有一天随时可以不好，到时候不一定有东西给你。最起码你要读一个本科，可以有一个自力更生的能力。”
　　“好啊，那我再去读预科，重新来吧。”
　　2年后，范家辉考进香港城市大学。毕业时，25岁。“公司现在在全球头百名校招大学生，但不要求他们是头百名的成绩，及格就好――我自己是后进的，我不是天才学生，我从来不要求他们读书一定好。”
　　商业学很对他的胃口。他的学习方法也颇可圈点――
　　城大的办学理念是垒砖式：每年2－3个学期，每个学期学6门功课，一年下来将近18块砖。范家辉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向室内一面青砖墙，手在砖块上移动：“三年垒下来，最后是做一个general management，总体的管理，这跟我的性格很匹配。我喜欢广度的知识，不是精研，什么东西都了解一下，最后做一个综合性的思考。我是九流十家的杂家。”
　　“当时有很多教授是从英国、美国回来的。你不去上课他也没所谓的，只要做功课，交论文就行。平常他们喜欢下课去喝啤酒，我就每天陪他们喝酒闲聊，这样学到的更多。比如说这个Law（法律课），课堂上讲的闷死了，几杯酒下肚，普通法的这个概念该怎么理解，为什么这个判词是这样的，他自己的想法就带出来了，比上课生动多了。”
　　范家辉亮出右手食指上的一个茧子：“20年没有打麻将了，从前这里是肿起来的。第一，打麻将，第二，写文章，正好笔的位置。以前也写文章，拿过一些不成熟的奖。”
　　“打麻将也有道理可悟：每天回去一定会想一想，今天打过什么牌，本来这副牌应该怎么打，明天再看到这个牌的时候我该怎么打。后来就学会日省吾身：我今天做了什么事；今天本来应该做什么事；今天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；修正过来我明天应该做什么。”
　　他也曾有过类似欧·亨利小说中苏比的幡然时刻：不行，从明天起，我要改过做人。但每每发现，三天又回到原地，老师当年评语：勇于认错，死不改悔――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扭转人生的突变强力。于是，他开始学习累积，他管这叫微积分。
　　“Calculus，心中要有一个微积分。这是大学教育里最有价值东西，虽然这门课我不及格。每天修正一点点，千分之一也好，万分之一也好，如果持之以恒，每天微小的改变会累积。有些十年二十年的老朋友再见到，有对我说，范家辉你变多了。比如说我的脾气其实很不好的，以前开会常常一枝笔就丢过去了，但发过脾气没有解决问题呀，关系却搞不好了，于是反省。要思考，才可以慢慢内化，行为上的改变一定是从心里出发的。”他说，最喜欢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是杨过，字改之。
 
　　走出香港
　　1989年8月1日，范家辉过罗湖关，只花了3分钟，往日起码排队3小时。在大陆改革开放的第11个年头，在那样一个时段，他去往深圳一家港台合资公司：“我一直在找来大陆发展的机会。”
　　跟鲤鱼门那家他结识了40多年的海鲜坊老板守着寸金寸土赚钱营生不同，范家辉和他的一些朋友们从很早开始就看清楚他们的路：走出香港。
　　“我们一直说，香港虽然发展比大陆早，但却是‘借来的时间，借来的空间’。对于上一代来说，它只是一个动荡年代的避所，它的历史感稀薄，令人很难产生归属感。”
　　那是一家将生牛皮加工成半成品蓝湿皮的企业。范家辉不仅学会如何将一百多斤、湿漉漉、带腐肉的半成品在卡板上堆叠起来，也有了去内地采购的经历。
　　从深圳开货车到河南、安徽，一路上坑坑洼洼的泥路，冬季北方的朔风，路途中一元多的二锅头，精明的回民，为企业带来利润的地下钱庄……都成为他对中国认识的一部分。后来，当身边的香港朋友用各种口吻谈论“大陆人”的时候，他笑道：大陆有三十几个省，每个地方的人都很不一样，没有一个笼统的“大陆人”……倒是香港人一到大陆，很快学会了闯红灯。